我发现，政府实际的全部收入要大于每年公布的预算收入。
但若失业率达9.6%，远超警戒线，则需全民皆兵总动员了。这是水火两重天的完全不同的两个决策选择。
但我看到的出示数据却都是2005年—2008年的数据，根本没有2009年的数据，同时也不提2009年有40%左右的民营企业濒临破产、倒闭（中国社科院统计）、天量信贷中对民营企业信贷仅8.5%和民间投资这个接力棒迟迟不能有效启动等等这些问题。我们知道了失业率和失业人数就能推算出我国目前的总劳力。我们可以质疑，但这种质疑不应是情感上的、感觉上的，这不是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分析应是有依据的。但是，学术研究有它的游戏规则，即它的主题、要素和概念必须要有科学的、统一的界定和规范。两个巨大差异的失业率指标，我们到底信服哪一个？又以哪一个作为决策依据呢？。
比如，关于国进民退的问题。2006年我国对外宣布：我国自1978年至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少到2700万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和伟大胜利。中共十五大以来，政府对非公经济政策逐步放松，但依然存在公有制崇拜和对私有制的歧视，这在行业准入和企业并购方面尤显突出。
从短期来看，国务院启动民间投资的决定，是要改变政府投资比重过大的问题。在融资方面，应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融资渠道。开放民间投资进入垄断性行业，也意味着政府对民营经济地位作出了新的判断。对于目前管制行业的产品与服务价格，包括公用事业、电信、铁路、航空、交通等，逐步实现市场化定价，使得民间投资享有合理的盈利空间。
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宏观政策也将从短期应对波动转向支持长期经济繁荣，这就要求中国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必须改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的特征是由出口依赖转向内需拉动，核心就是提高民间投资和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当时，由于民间资本对投资回报预期降低，主动减少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能依靠政府投资。
若果真如此，我们将看到宏观意义上的民进国退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了丰硕经济成果，同时也形成了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常常会打着改革的旗号压制改革。同时，为引导民间资本能够加快进入管制行业，还应在政策方面予以扶持，包括融资、税收、土地等方面。非公经济36条出台后，一些部门提供的配套措施更多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致使政策互相打架，民间投资受到掣肘。
早在2005年，中央政府就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这些行业长期受到政府管制，主要经营者为国有企业，如果民间资本能够真正进入，或许五年之后，中国经济版图就会彻底被改写，这一政策也将引发重新定义国有部门必须主导的行业以及国有企业的边界。在间接融资方面，应鼓励发展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民间银行，同时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服务进入专题： 经济政策 。
原来我们把刺激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实际执行起来，却远远超过了适度。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短期的，2009年广义货币增幅比GDP高了20个百分点，这个我是持批评态度的。
2009年，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很成功，但周其仁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而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仅靠短期超发货币扩大赤字是不够的。但是银行借给地方政府的钱，将来能不能变成有收益的投资项目，如果建公路收费还抵不过利息收入，这样会不会带来财务坏账？因此未来资产重组、重新定价的过程是一定要做的，对于那些不能获得收益的项目，银行要重新料理债务进行债务重组，地方配套资金如果不能支持项目就要进行项目重组，这些都是未来两年要做的事情。
如果以就业为中心，应该谁增加就业多就给谁更多的资源。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发展向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加快中西部崛起以及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带动我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简单的复制东部地区，全部把土地变成了厂房。以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会严重损害我们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企业的增长方向应该永远是看着客户。从经济规律角度讲，过量的货币冲进了一个市场，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这样没有几年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的。从根本上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管理好货币，不要货币失去控制就去管物价，那是管不住的，政府不能做市场的救火队长。
现在CPI的统计和老百姓的感受不对，老百姓老觉得统计公报和他实际上街买菜、买东西、买服务的感受有差异，这些问题应该引起警惕。所以除了财政货币要收缩外，我们的体制也要开放，试想如果垄断放开，可以增加多少就业？目前我们国家有75％以上的就业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可他们拥有的资本量、银行贷款量相对来说却小得多。
我们要思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底靠什么在积累财富？1980年中国也有财政赤字，货币投放也偏多，酿成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最后怎么化解？除了短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些财政变化和货币变化，最重要的是体制变化。对于目前地方政府财政摆的架构就是靠中央支出钱自己进行配套建设，地方政府以土地做抵押然后向银行借贷。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体制改革共同组合，中国才有可靠的经济增长。比如现在很多制造业转型去投资房地产市场或资本市场，他们对经济增长最基本的东西反而忽略了，觉得太慢。
从5万亿的投资，最后到了将近10万亿，这在市场表现起来，货物就给货币做了媒介，实际的货物和服务增长远没有货币增长的快，货币增长量那么多，最后将物价推高。改革以后才可以增加供应，增加供应就可以消耗过量的货币。这当中环境的因素要总结、规划的要素也要总结，我希望这次西部建设过程比前两者能城乡更协调，从转移模式上改变，不要等到把那里的劳动力、土地贵了以后，再换一个地方。如现在的房价问题，我们很容易归结为开发商太坏，囤地、囤房，但其根本原因是我们投放了过多的钱，冲击这个产业，使它供不应求。
从此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来看，这种靠透支未来的政府债和以发钱就能维持经济增长，不是实质上的经济增长。对企业来说这种短期靠货币推动所产生的收入，就是赚快钱，快钱赚了以后，企业打仗的心理就被腐蚀掉了，因为没有人再去研究产品、研究这个市场需要什么东西，开发产品需要时间，而短期赚快钱却不用
从此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来看，这种靠透支未来的政府债和以发钱就能维持经济增长，不是实质上的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体制改革共同组合，中国才有可靠的经济增长。
所以除了财政货币要收缩外，我们的体制也要开放，试想如果垄断放开，可以增加多少就业？目前我们国家有75％以上的就业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可他们拥有的资本量、银行贷款量相对来说却小得多。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经济发展向西部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加快中西部崛起以及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带动我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但是也要注意不要简单的复制东部地区，全部把土地变成了厂房。
以这种势头发展下去会严重损害我们中国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企业的增长方向应该永远是看着客户。如果以就业为中心，应该谁增加就业多就给谁更多的资源。从根本上讲，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管理好货币，不要货币失去控制就去管物价，那是管不住的，政府不能做市场的救火队长。改革以后才可以增加供应，增加供应就可以消耗过量的货币。
原来我们把刺激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实际执行起来，却远远超过了适度。进入专题： 经济政策 。
从经济规律角度讲，过量的货币冲进了一个市场，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我们要思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到底靠什么在积累财富？1980年中国也有财政赤字，货币投放也偏多，酿成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最后怎么化解？除了短期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些财政变化和货币变化，最重要的是体制变化。
2009年，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很成功，但周其仁在接受《英才》记者专访时认为，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而现在已经到了政策必须退出，让市场来决策的时候，仅靠短期超发货币扩大赤字是不够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短期的，2009年广义货币增幅比GDP高了20个百分点，这个我是持批评态度的。
